家国丨曹培: 三姑的坎坷起伏, 是一代人的历史缩影

曹培新三届 2024-04-2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曹培，生于1952年，1965至1968年入读北京101中，1973年入读山西大学历史系，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和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政治法律室工作，1991年赴英读博，1995年在英国伦顿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任教7年后返回北京作律师至今，期间在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汕头大学法学院任教授。

原题

我的三姑

作者：曹培

前言

我们成长在一个缺少甘甜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每家每月凭购本才能买到一斤白糖，连街上卖的冰棍都是一股糖精的味道。在小学校里不知道是哪个孩子最先发现有一种紫红色的花，在那花蒂的根部能够吸吮出一点甜味。于是下课后孩子们就到处找这种花吸吮，以至于这花几近绝迹。

一天我放学见家里坐着一个端庄秀美的中年女人，妈妈让我叫她三姑。闲聊间我立即察觉出她和我家的女长辈很不一样。妈妈和二姑都是老师，她们说起话来柔声细语谆谆善诱，三姑说起话来却高声快语干脆利落。我问三姑是做什么的，三姑亲切地笑道：“我是做糖给你吃的！”果然三姑走后，我和哥哥弟弟惊喜地发现家里的茶几里放着几袋白砂糖，像银子那样闪着晶莹剔透的光。

三姑是吉林新中国制糖厂的技术员，每次来北京开会都会给我们带几斤厂里的产品。这时妈妈才会允许我们随便拿来冲水喝。每天放学后喝上一杯浓浓的白糖水真是如品玉液琼浆。我还悄悄地用信封包上一些带到学校去与闺蜜分享，如今回忆起同学少年的友谊便倍觉甜蜜。

可没过多久三姑就不来了，文革开始了。当三姑再次出现在我家时已是80年代，那时市场上早已不缺糖，我也早已过了爱喝糖水的年纪。

我的老家在四川开江县普安镇，家中有些田地。爷爷奶奶一共生了一子四女，即我的父亲和四位姑姑。他们都生在1920年代。爷爷是当地的小学校长，他思想开明富于远见，不惜变卖田产支持自己的所有儿女们报考大学走出农村，所以我的父亲和四个姑姑全都是大学毕业生。曾有亲戚劝爷爷说：“你供男娃儿读书就算了嘛，还供那么多女娃儿们做啥子？男娃儿读了书将来可以耀祖光宗，女娃儿们早晚是别个家的人，你卖了祖产还借钱供她们读书岂不是赔本的买卖？”爷爷说：“如今男女平等了嘛，男娃儿女娃儿还不都是自己生的娃儿。”奶奶曾担心地对爷爷说：“我们借钱供女娃儿读书，别个会不会讲我们的闲话？”爷爷说：“读书是好事，怕别个讲什么！”

三姑的求学之路并非顺利。1948年考上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简称乐山技专，解放后改名为四川化工学院）的农产品制造科。三姑入校后即被一位仪表堂堂多才多艺的男教师热烈追求，单纯的她禁不住诱惑竟怀上了孩子，于是在1949年初与这位教师匆忙结婚。婚前仅通知她唯一的哥哥，即我的父亲代表女方家长前去参加她那简易的婚礼。婚后不久便诞下女儿，后又怀上了儿子。她原以为自己可以以教师妻子和学生的双重身份在校园里继续生活和学习，没想到那男人的陕西老家亲友找来，并带来了一个爆炸性消息：他原是有妇之夫，在老家不仅早有老婆还有一群孩子！三姑方知受骗只好离婚。那男人也因犯重婚罪而被开除教职返乡劳改。

1950年初，身怀六甲的三姑抱着不满一岁的小女儿，凄然垂泪回到老家面对父母。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失足女子”会遭到父母和全家的责怪，也会被要求堕掉腹中胎儿。我的爷爷奶奶虽然也持守传统，却更富于善良与爱心。他们听了女儿的哭诉后不仅没有责备她一句，反而义无反顾地接纳了她，一面帮她带小女儿，一面照顾她生下了儿子。兄长姐妹们也给予极大同情，不仅出资出力帮助她，还叮嘱她“千万莫要丢了学业哦！”

几十年后父亲曾对我回忆说，他当时已从中央大学毕业正在自贡市教中学，接到三姑发自乐山的电报急邀他前去参加婚礼，父亲为表支持匆忙赶去。事后却因当初未能及时劝阻她的草率而悔恨未尽到兄长之责，无奈只能出钱帮助妹妹修补错误度过难关。

三姑把两个孩子放在父母家，自己到附近乡村小学去教书，微薄的收入根本养不起孩子。离婚时法院鉴于那男人在农村已有家庭，只判他每月付三姑5元钱抚养子女。而实际上他只寄了几个月就杳无声息了，据说死了也不知是真假，曹家也就没有去追讨。何况五元钱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这两个孩子靠全家人合力抚养。

当时刚刚解放，小学校里正搞“镇反运动”，天天开会批斗教师。有教师因“生活作风问题”而被作为“坏分子”批斗，口号声震动了四周的居民。惊恐之中的三姑只教了半年书就与父母商量要重返学校读书，立即得到全家支持。大姐果断地说：“你去吧，我来忙你带娃儿。”她已从武汉大学毕业并正在开江女中教书，于是抱走了只有几个月的儿子淙生并请了奶妈，自己一边教书一边照顾着孩子。一岁多的自玲就留在普安镇跟着姥爷姥姥生活。

这让我联想起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子君，她被涓生抛弃后回到父亲家便“即刻消失在周围人的严威与冷眼里了”。还有李叔同的日本妻子春山淑子，只因她当初没有听从父母之命嫁给日本人而嫁了李叔同，回到日本后绝情的父母竟让她“滚得越远越好”。她只好带着两个幼子到冲绳独自谋生。当然还有更多女子会羞愧自尽，或者为了隐瞒这个耻辱而不得不杀死孩子。三姑是幸运的，因她有这世上罕见的好父母、好家庭。

1951年春节一过三姑就独自返回学校，不顾周围人的眼光潜心刻苦学习。两年半后的1953年暑假，三姑顺利地从四川化工学院农产品制造专修科毕业。在那张来之不易的毕业证书上，三姑的笑靥美丽如花。

三姑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支援边疆，先后到内蒙古包头、呼和浩特糖厂当技术员、车间主任。两个孩子就留在老家继续由她父母抚养。据三姑的女儿，我的表姐刘自玲回忆，她的童年是在开江普安镇度过的。当时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共有五个孩子，他们是大姑的儿女毛头和小妹、三姑的儿女自玲和淙生，还有四姑的大儿子向东。那时我家在普安镇上还有一套祖传的大宅院，那是我的高祖父倾其心血为子孙留下的遗产。爷爷奶奶就在这里为女儿们的后代办起了“托管班”。

善良的奶奶对没有父亲的孩子格外疼爱，每当亲友家请客吃饭奶奶总要带着淙生去，当然少不了亲友们好奇地相问：“你家三妹儿啥子时候结的婚呀？娃儿都两个了我们朗格一丁点都不晓得？”奶奶坦然答道：“如今新社会兴自主喽，管得她做啥子？” 不幸的是1956年爷爷被送去劳改，大宅院被没收，全家人被赶到一个小平房里。奶奶和一位终身老保姆谢嬢嬢继续带着五个娃娃艰难度日。直到1958年三姑再婚后，9岁的自玲和8岁的淙生才被接到呼和浩特。

在那物资贫乏和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已经大学毕业走出农村的子女们也并非一帆风顺。然而“老家”永远是他们牢固的靠山与最后的暖巢。父亲母亲随时接纳他们，包容他们，为他们遮风挡雨，分担困苦，终于使父辈们的人生各有精彩。遗憾的是由于他们一生忙于工作献身事业，均未能够很好地回报他们的伟大父母，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和悔恨。

三姑的第二次婚姻很幸福，因为有一位多年暗恋着她的好先生一直在忠实地等待着她。

三姑父刘明超先生是四川合江人，他与三姑曾是兼善中学和乐山技专的同学，比三姑高两个年级。1950年大学毕业后随东北人民政府的西南招聘团成都分团来吉林省轻工业厅做技术员。刘先生其实早已心仪三姑，且早已知道三姑的婚姻蹉跎，自己就没有结婚等待着她。

1953年三姑大学毕业后到包头糖厂当技术员后，二人便开始恋爱长跑，到1957年终于修成正果。这一年她三十二岁，他三十四岁。

刘先生是合江县一个地主家庭的长子，下有六个弟弟。他为人善良谦和，文质彬彬，踏实肯干，善于钻研。他欣然接受了三姑提出的“为了事业不再要孩子”的提议，视三姑的一双儿女如己出，终身没要自己的孩子。婚后他们将自玲、淙生姐弟俩接到呼和浩特，一家人过着团圆美满的生活。周围的人都相信这一双儿女就是刘明超所生，两个孩子也幸福地享受着父母之爱。

工作之余，三姑还是呼市糖厂的文工团长，带领着一帮青年男女工们在周末唱歌跳舞，两个孩子也常与他们一起玩。有时小伙子们骑车去郊游，常常先来到三姑家的楼下高喊：“曹大姐，把您的儿子借给我们玩一天！”于是九岁的淙生就跑下楼坐上他们自行车后架，他就是从这时开始喜欢上了乐器并学会了吹笛子。自玲姐也从小学得能歌善舞。

1959年的全家合影

1962年，三姑夫妇调入吉林新中国制糖厂任技术员。该糖厂始建于1955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个大型项目之一，也是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制糖厂。“新中国制糖厂”还是由朱德亲自命名的。在那火红的年代里，高大的厂房昼夜灯火通明，几千名工人三班奋战，专线小火车不停地穿梭鸣笛，源源不断地把甜菜运进来，又把成品糖运送到全国各地。

三姑夫妇可说是一对“制糖伉俪”，他们曾参与该糖厂的基建、生产与技术管理工作。三姑是该厂最大车间 -- 制糖车间的主任，指挥着三千工人叱诧风云。她工作热情洋溢，群众关系极好。三姑父则一直在办公室做技术科长，整日忙于绘图、测量、计算、写报告、做论文。他善于探索钻研，在技术革新方面成果不断。

结婚四十多年来，三姑夫妇在工作上比翼齐飞，在生活上同甘共苦。刘先生在家还是个好厨师。据自玲姐回忆爸爸不仅做得一手好川菜，还会制作泡菜、烘烤腊肉。孩子们从小总是一边喊着：“妈妈做的饭不好吃，要吃爸爸做的饭！”一边推着爸爸进厨房。于是爸爸就一声不吭地系上围裙干起来。志玲姐从小就跟着她爸爸学做饭，逐渐接手父亲主持了烹饪。三姑是全家的统领，掌握着财务大权，所有大事都是三姑说了算。她一生不善烹饪，全靠丈夫和女儿做饭。

当1950年三姑的第一次婚姻受挫时，她是四姐妹中最不幸的一位。其他三姐妹对此皆深表同情和鼎力相助。然而当90年代初退休了的四姐妹在北京聚首时，却发现其他三位却皆因婚姻不顺而孑然一身（或遇人不淑、或早逝、或被迫离异），唯有三姑的身边有一位贤夫相濡以沫，令姐妹们羡慕不已——在人生舞台上常常出现这种戏剧性的大反转。

当1966年底“文革”烈火烧到了糖厂时，首先被冲击的目标是厂长、工段长、车间主任，接下来的革命对象便是知识分子：技术员、工厂医院医生、厂办中、小学的老师。在这些人当中家庭出身决定着一切——出身好的可以脱罪，出身不好就统统遭殃。当时审查家庭出身要查三代，若是“三代贫农”，自然是革命的中间骨干，不幸的是三姑父是地主出身。尽管他的家庭并不富裕，自己还是靠奖学金完成的大学学业。同时这个“地主出身”的帽子也传递到了自玲姐弟的头上，尽管他们与父亲并非血亲。“文革”中家庭的隐私被从个人档案袋中扒出来，上了大字报供众人“揭发批判”，自玲姐弟此时才知道原来自己慈爱的父亲不是亲父。

糖厂宿舍区的甲一楼，是“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群众专政大队”（群专队）私设的监狱，在这里关押毒打过各种类型的“牛鬼蛇神”，最多时达近百人。除了大小“当权派”之外，凡出身“黑五类”的知识分子全部被抓了进来。而群众专政队的成员都是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工人，革命使得他们原本淳朴的内心变得冷酷恶毒，曾采用各种残酷手段折磨着多年的老同事。

从1966年底到1969年底，三姑父一共在这里被关押了三年，其罪名除了地主出身，“反动技术权威”，最耸人听闻的就是：“东北技术特务组织的组长”。

“文革”中在东北地区有一个 “东北技术特务组织”的大冤案，把解放初期从南方招聘来大学生几乎全部牵连了进去。三姑父被无端地认定为这个反动组织的“小组长”，被“群专队”的人毒打逼供。他们用订满钉子的木板抽打身体，打得衣服上下都是破洞。还有一种特殊的刑罚，就是在他的十个手指之间插上圆珠笔杆，然后一个工人用粗壮的大手狠狠地攥住他的十个手指，疼得他失声大叫。三姑父性格倔强，分明没有的事情打死也不承认，于是便遭到种种非人的折磨，使他四十多岁便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手指也被摧残得弯曲变形患了脉管炎。

1967-1968年间，三姑也被关押了一年多，其罪名是：“反动技术权威”“反动技术特务组长太太”，抄家中发现了三姑与波兰专家的照片，就又说三姑是“里通外国的叛徒特务”。

被关在牛棚里父母吃饭需要家属送， 17岁的自玲就承担起做法送饭的工作。一次她在送午饭时顶撞了群专队的看守，他们立即向三姑父和三姑报复。让他们在院子里站了整整一天不准吃饭。晚上自玲送饭去，看守说“拿回去，不吃了”，“文革”期间正常的工资也被扣了，三姑每月88元的工资只发给18元，三姑父每月99元工资只发给19元。根本不够一家人生活。

自玲带着弟弟去工厂食堂吃饭。因父母是全厂有名的“牛鬼蛇神”，姐弟俩不敢见人，常常在食堂快要关门的时候才去。食堂的职工都是本厂职工的家属，这些来自农村的女人们很善良，她们说：“这两个孩子的爹妈都不在家，怪可怜的。一定要吃饱啊。” 常往他们的饭盒里盛上多出一两倍的饭菜，并坐在一旁关切地看着他们吃，还一个劲地问他们还要不要添。这使自玲姐弟感受到难以忘怀的人间温暖。

废弃的大食堂，文革中的大标语还依稀可见

我的表哥刘淙生自幼聪明，学习优异，对音乐尤有天赋（这可能来自他那多才多艺的生父）。淙生擅长吹笛子、拉二胡。那时买不起扬琴，他还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自己学会了弹奏扬琴。1964年小学毕业时淙生曾凭着吹笛子考上吉林省艺术学校，三姑却说淙生的学习好，应该继续上中学大学，就没有让他去。少年笛手经常在自家宿舍楼上吹笛子。把“扬鞭跃马送粮忙”，和“百鸟朝凤”等当时流行的曲子吹得炉火纯青。悦耳的笛声常常吸引了一群人聚集在楼下倾听。一曲终了楼下的人们就拍着手喊：“刘淙生，再来一个！”厂里有一帮小孩子跟着淙生学吹笛子，他就成了这条街上的孩子王。

“文革”开始后父母被关押，群众专政队（群专队）经常到家里抄家，有时一周来两次。把父母留下的现金、存折、照片、技术资料、书籍全拿走了。尽管已是家徒四壁，群专队还不断前来。当时16岁的淙生一听到敲门声，就吓得钻到床底下。等群专队走了，姐姐把弟弟从床下拉出来，弟弟说：“姐，我好怕呀。”姐姐说：“别怕，有姐呢。” 到晚上姐弟俩便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相互依靠彼此壮胆。

在糖厂家属区有一条主要街道，人称“糖厂一条街”，“文革”中三姑父和三姑经常被押着在街上挂牌子游行，一路被人殴打侮辱。有时一天要被游斗两三次。淙生目睹这场面很受刺激。他开始关心时政，独立思考。有一次他拿着《人民日报》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和姐姐一起去找糖厂的造反派头头理论，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淙生还对他的小伙伴说：“谁要打我爸妈，你们就用石头打他们！”淙生的内心有着艺术家的敏感纤弱，爱认死理钻牛角尖。他坚信自己的父母是好人，却总也想不通为什么父母要每天要挨打受辱，为什么明明报纸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却不被执行，这令他在精神上很是苦闷。

1968年10月姐弟俩一起去农村插队。当时正在秋收打稻子。下班后知青们累得倒头就睡。淙生却精神高度亢奋，他站在窗口不停地大喊口号：“加紧干，快干完回家哪。”“我妈我爸不是坏人，是好人！”周围人劝解也没有用，只得为他单独找了个老乡家住。人们都说 “刘淙生疯了”。

自玲姐无奈只得请求小队长同意让淙生到医院看看。小队长同意了，又到生产大队开了介绍信。看病挂号需要填写病人的“家庭出身”，当时不敢隐瞒只得填上地主。挂号的护士一看就说“黑五类不能看病”拒绝收治，这样拖了一年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直到1969年底淙生才被医院诊断为“严重精神分裂症”，住进了四平市精神病医院（当时吉林市还没有精神病院）。

淙生的命运如同一支滴血的箭，时刻插在全家人的心里。1970-1972他从精神病院几进几出。稍见好便被接回家休养。全家都指望他可以慢慢恢复正常生活。这期间淙生曾报考四平郊区文工团和吉林市京剧团，希望能够借此而离开农村。剧团领导们听罢他追笛子都露出笑容说：“这小伙子笛子吹得真不错！”但是一看表上所填写的地主出身便都沉默了。三姑只有叹息着说：“还不如当初让淙生去了省艺校。”

淙生终于没有能够痊愈。1972年的除夕，他呼喊着要“打鬼”挥拳打碎了家里所有的窗户玻璃并弄伤了手。父母只好把他再次送进吉林市精神病疗养院。1972年厂里召开了“控诉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大会，三姑夫作为被迫害的典型在大会上发言。当他说到自己唯一的儿子被迫害成了精神病，众人同情地流下眼泪。当年那些“群专队”的工人们曾经排着队来家里道歉，有的人甚至跪下来表示悔恨。三姑和三姑父都原谅了他们，对他们说“这是搞运动，不能怪你们。”

淙生在疗养院里渐渐长成了一个帅哥，职工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美人儿”。每次家人前去探望，值班护士就冲着病房里面高喊：“大美人儿，家里来人儿了！”于是淙生便从那大铁栅栏下的小门走到接待室与家人见面。然而他那恍惚的神志总令家人倍感绝望。三姑每次都忍不住哭道：“多可惜的孩子呀！” 眼见淙生年复一年康复无望，一家人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1985年全面落实政策，确定淙生的精神病是因“文革”中父母受迫害所致，算是“工伤”，医疗费终身由工厂负担。

“文革”之后，三姑夫妇焕发了事业上的第二春。当然他们也只有拼命工作才能转移他们对儿子病残的悲伤。1984年起，三姑是在中国-丹麦引进制糖技术项目中的中方技术负责人，她参与了考察、谈判、签订合同、和执行计划的全过程。该项目获得了国家经委颁发的“单向引进优秀项目奖”。

三姑在丹麦

三姑的其他兼职包括：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甜菜糖业分会理事、吉林省轻工学会理事、吉林省甜菜糖业学会副主任委员。曾多次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与呼和浩特市、吉林省与吉林市“三八”红旗手、吉林市一轻系统质量标兵等荣誉称号。是甜菜糖业行业中一位知名度高的女工程师。曾在全国技术性专业刊物《甜菜糖业》上发表过5篇论文。

制糖行业的工程师伉俪

三姑父在文革后任技术科长、厂扩建办公室副主任等。这期间他对甜菜制糖技术中应用“种子煮糖”工艺创造，在国内外都是创举，成为我国甜菜制糖技术的标准工艺，这是他对社会的一项永久贡献。

制糖伉俪的日常生活并非甜腻腻的。据自玲姐回忆父母在家的日常对话如下：

“刘明超，今天我们车间又发生了什么什么事。”（三姑对老公总是直呼全名。）“老曹，我想你们如何如何去做。”（三姑父对爱妻总称为老曹）“不行，我看应该这么这么才对。”“老曹，你这样怕不行吧？这不符合哪条哪条科学定律。”“刘明超，你那样才不行呢。你光有理论，我在车间工作了二十年了。你有我的实践经验多吗？”

自玲姐说，父母在家里的争论全是关乎制糖的，从未因生活琐事争吵过。他们的日常生活简单朴素，和谐恩爱，连邻居老太太都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父母这样好的夫妻。”

总工和副总工，制糖业中比翼齐飞的夫妇

“文革”后我父亲曾帮三姑和三姑父联系了到北京某大学教书，被三姑断然拒绝了：“我不喜欢教书，就喜欢在工厂工作。”三姑喜欢轰轰烈烈的大工业生产，喜欢在生产线上叱诧风云。她的性格泼辣作风果断，说话粗声大气（那是因为有车间的机器轰鸣）。三姑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家。连工厂给职工分房子她都不管，全部交给女儿自玲去处理。

三姑也很少顾及自己的身体。半夜三更常有车间的值班技术员打电话来询问技术问题，三姑就立即爬起来赶到车间去处理。然后就留下来与工人一起继续观察，直到早班工人来接班，三姑就继续上班。有时实在累了就回家睡一会儿，又赶回车间没日没夜地干。一位好心的朋友曾劝她：“曹工啊，别那么拼命，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吧。”三姑却说：“那不行，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就是死在车间也心甘情愿！”

1980年代中，三姑与三姑父双双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三姑父是糖厂总工程师，三姑是副总工程师。在《中国专家人名词典》一书上记载着：“刘明超，高级工程师（轻工），四川合江人，吉林省新中国制糖厂总工程师。主要贡献：1. 研制成功了“水浮式甜菜尾根分离器”，填补了国内空白。2. 参加领导“新中国制糖厂”两次技术改造工作，使之成为我国制糖工业中唯一具有八十年代国际水平的厂家。3. 在技术上主持了许多成果显著，经济效益突出的重大技术革新，并为国内同行普遍采用。促进了我国制糖工业的技术进步。”（见卢嘉锡主编：《中国专家人名词典》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第335页）

应该说，三姑夫所取得的成果都是与三姑一起研究讨论的结果，那是制糖伉俪一生的心血结晶。这些成果连同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爱国奋斗、自立自强、大力协同、严谨规范和久久为功的工程师精神，永远被载入了科技进步的史册。

1989年三姑和三姑父相携回了一趟故乡四川的开江与合江。这是他们大学毕业到东北工作将近四十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四川老家。他们在开江县政协的老朋友邀请下参加了建设家乡的座谈会，又通过糖厂领导为开江争取了一点经济援助。他们还回普安镇看望了亲戚朋友，那时我爷爷奶奶早已去世。三姑自从1953年大学毕业离开四川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父母，只能为他们扫墓了。

三姑摄于长江

90年代初，年逾七旬的三姑与三姑父先后退休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却是：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辈子之后还会遇到基本生存困境。更没有想到的是一生都无私奉献的他们，到晚年还不得不去为自己奔走“维权”。

改革开放后糖厂的效益一直不好，因东北甜菜的出糖率大大低于南方的甘蔗，这个靠甜菜制糖的国企老糖厂实在无法与南方新兴的甘蔗制糖厂竞争。市场规则是残酷的，1997年糖厂终于宣告破产，犹如一只巨大的骆驼轰然倒地，把近万名职工抛入失业大军。当时三姑父的退休金是221元，三姑的退休金只有195元。且二人都没有公费医疗，生活陷入了困境。

糖厂旧址

退休待遇如此之低的原因，一是他们是“企业人员”，退休待遇要比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低得多。更重要的是当时吉林省没有按照中央文件办事。1998年中央财政部的一个文件规定，各省市退休工程技术人员凡1985年前晋级到中级职称的，事业单位的退休金补足到1000元，企业单位的退休金不足800元的补足到800元。但是吉林省只给事业单位补足了退休金，而没有向下属企业传达这个文件。所以整个吉林省的企业退休的工程技术人员的退休金都没有按照文件补足。

据四姑回忆，1998年春节她给三姑打电话拜年，不想这位昔日“女强人”还没说几句话就哭了起来，说生活过得实在很苦，工厂破产了，退休金微薄。可以想见当时三姑心中的失落与悲凉。四姑忙说：“三姐莫哭，大家一起想办法。”于是又像四十多年前一样，父辈们再次向三姑伸出了援手。他们都分别给她寄了钱。我父亲是北京理工大学退休教授，一次就给三姑寄去了一万元。

三姑父的七弟是重庆某单位的领导。他不理解为什么他大哥大嫂的退休金一直那么低，就把财政部1998年元月的一个文件传真过来了。三姑父向糖厂领导询问，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文件，这事还需要向上面找。糖厂的老领导宋书记当时已经调到市政府工作了，他与三姑夫妇是多年老同事，也为他们的微薄待遇感到不平。就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一位热心肠的老朋友，已经退休的原吉林市老干部局夏局长来帮忙。由于三姑与三姑父退休后的身体都不好，奔走维权的事就落到了他们的女儿——自玲姐身上。

夏局长来自农村，身上还带有工农干部的淳朴善良。他当时六十多岁，18岁以后就在吉林市委工作，尽管已经退休，市委上下人人都依然称他“夏局长”。从1999年秋天，自玲姐开始跟着夏局长为父母的退休金而奔走在吉林市与省城长春市之间。

夏局长第一步先到档案局调出三姑夫妇的档案，见里面清楚地记载着他们的许多贡献，例如某一次技术改造就为国家节省了几千万元，感慨地说：“这两位老工程师对国家贡献这么大，退休工资这么低，太不公平。这个事我管定了！”于是他就签了字把这两份档案借出来交给自玲姐保管，又带着她一起到市、省的多个部门查这个财政部1998年的文件，最后终于在长春市管事业单位的老干部局终于查到了。

将那文件复制了之后，他们找到省劳动局局长，局长说对文件“没有印象”，又说是因为吉林省大企业破产的太多，没有支付能力，所以没有对企业下达这个文件。夏局长问道：中央财政部已经把钱拨到各省劳动局，事情已经过了一年了，本省事业单位已经执行了，唯独企业没有执行是为什么。省劳动局长说这个事情他做不了主，需要再“研究研究” 。后来夏局长与自玲又多次去询问，对方总是答复：“我们需要研究”。

自玲姐见夏局长走路有点瘸，又是60多岁老人，就说“夏局长往后我自己跑吧，您不用跑了”。她背着父母的档案，每周都要去长春找省劳动局询问两次。她人微言轻，根本见不到局长，底下的办事人员一见她来，没等开口问就说：“你那事没结果，以后别来了！” 一连跑了4-5个月都没有进展。三姑夫妇看女儿跑得如此辛苦都灰心了，对她说：“自玲，算了吧别跑了。路费也花了不少。钱少就少点吧，咱们往后节约点就行了。”

夏局长听说事情一直没有进展就说：“小刘啊，看来你这么跑下去没头儿，我来帮你找个人吧。”他们一起去长春找到了当时省长的秘书杨先生。两人曾经在土改时一起工作，见面自然先亲热一番。夏局长说，“老杨呀，我来是有事求你，你先看看这两个人的档案。” 杨秘书看了档案又了解了问题所在，干脆地说：“这两个老工程师为国家贡献这么大，退休金这么低太不合理了。行，这事我来帮你办！你们先回去吧，我解决后尽快打电话通知你们。”

果然周日晚上自玲姐就接到了这位杨叔叔的电话，说洪虎省长已经以自己的名义特批了一个条子给省劳动局“对于这两位老工程师的退休待遇，必须按此文件执行。”让自玲姐下周一到省里办手续。2000年4月三姑夫妇的退休金终于调整到了每月800元，从1998年元月文件下达之日补起。四姑立即通知她的兄弟姐妹往后不用给她家寄钱了。夏局长说：“给你爸妈长的退休金在全省是首例！” 他们从开始奔走到最后解决，前后费时六个月，已经算是顺利的啦。

自玲姐说她与夏局长一起去长春跑这件事时，老人都是自带面包汽水，从不让她请吃饭，也没收过一分钱，只是由自玲姐给他买了火车票。事情办好后夏局长和杨秘书只是各收了自玲姐送的几斤幼砂白糖。这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如今像他们这样为人正派又古道热肠的领导干部大概更难得了。

此后自玲姐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夏局长，听说他去澳大利亚与儿孙团聚了，如今算来也应该有八十多岁了，愿他健康长寿! 至于吉林省的其他科技人员的退休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自玲姐就不得而知了。

光阴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2022年深秋的傍晚，我和自玲姐手挽手走在那“糖厂一条街”上。街道两旁昏暗的路灯照着沿街那破旧的宿舍楼房，空气中还充斥着一种奇怪的臭味（据居民们说已向当地政府部门反映了很久都没有解决）。

这是一条老人街，年轻人早已远走高飞。坐在街边的老人们，或三五一群地聊天、打扑克、或经营着小生意。他们都是当年的中青年职工或“糖厂子弟”。只是糖厂早已不存在，所剩下的只是一个公交车站名，有一路公交车从街中穿行而过驶往市区。自玲姐说再过若干年，人们便不知道这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糖厂了。

这还是一条熟人街。自玲姐一路不断与人们打着招呼，也不断向人们介绍着我 “这是我的表妹，从北京来的。” 于是我向人们点头微笑，人们便说我长得像“曹工”，三姑还活在人们的心里。我们走到街道尽头，向南拐入一条四车道宽马路，在不远处便是厂区了。当年宽大的铁栅栏门早已不在，两旁的办公楼已成危楼，不准人们靠近。空置的厂房与仓库，与地面上盘桓的铁轨在暗夜里沉默着。

自玲姐说三姑在退休后也常来这里散步，但是再向前走一点就必须转身了，因为那里就是她曾亲手从丹麦引进的生产线，如今设备早已卖光，只有厂房依旧，实在不忍再见。于是我们也转身回到那“糖厂一条街”。

在这条街道上曾经有过淙生哥那悠扬的笛声，有过职工们上下班匆忙的脚步声和自行车叮当声，还有过文革期间游斗“牛鬼蛇神”的激昂口号声与揪心的鞭打声。如今只剩下了寂静和破败，偶尔能听到的只是商贩们沿街的叫卖声，老人们拖着病体的沉重脚步声。“如今他们都走了，只剩下我自己了。”自玲姐忧伤地说。

三姑父在2003年80岁时死于心脏病突发。他在家里感觉不舒服，让自玲姐给他拿一片贝塔洛克吃。待她拿了药倒好水，却发现父亲已经倒在床上没有了气息。

三姑没有如她当年豪言壮语那般“死在车间里”。

在三姑父去世后她身体每况愈下，患有严重脑萎缩和心脏病，在最后三年她已基本痴呆，全靠自玲姐精心照顾才活下来。三姑于2013年去世，享年88岁。

如今这对制糖伉俪一起长眠在附近的永丰墓地，距离糖厂有半小时车程。他们的墓碑朝向南方，遥望着他们的故乡四川开江与合江。

音乐天才淙生哥被囚禁在精神病院达48年之久，终于2020年12月去世，活到70岁。淙生哥的骨灰被安葬在吉林市北山的一个墓地。那里有一个由吉林市民政局负责管理的、精神病人的集体坟茔。在一块巨大的墓碑上密密麻麻地刻着许多名字，他们全是生前享有“公费医疗”并终老在精神病院的病人。

其实只要认真回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全国的每一个单位、每一条街道、每一所学校，在那特殊历史年代的狂风暴雨中，处处都可见到这些在精神上被摧折了的幼苗嫩枝。如今这些孩子们也先后走完了他们的不幸人生被掩入了黄土。

在糖厂的旧厂区和职工宿舍之间有一片绿色的草坪，当中的一块大石头上刻着“感恩公园”四个大字。我在这里久久徘徊，思考着自己如今应该感恩谁？感恩什么？我应该感恩我们的前辈，上个世纪的制糖者们，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滋养了我们，毕竟我们是吃着他们造的糖长大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包括淙生哥）用他们一生的曲折经历，所有的汗水和血泪，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它告诉了我们很多值得思考和铭记的东西。

2022年11月

曹培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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